第8章拟16亿元投3D曲面玻璃 蓝思与伯恩争夺龙头地位

　

前者来源于普通法，最初是英国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特权命令以禁止它们的越权行为。

承租人不是不应受优遇，但关键的问题是，在出租人向第三人处分其租赁物之际保护承租人时，必须设置妥适的要件，以便能兼顾出租人与承租人双方的利益。法院藉此可介入私法关系，并通过对合同的修改或解消来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

个人自由是一种近代社会才出现的新型自由。第二，分配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活动，它要求存在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特别是一个中央分配者（central contributor）来向人们授予利益和设定负担。近代以降，每个人都从整体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国富论》中，斯密未使用私法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正义之法的概念，斯密称正义之法为最为神圣的正义之法(the most sacred laws of justice)，其具体内容是：捍卫个人的生命和人格(life and person)，保全财产权和所有物(property and possessions)，以及保护许诺(promises)而应归属的权益。一如斯密所述，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伤害周围的邻人。

另一方面，国家似乎又是自由的保障者。第四，为了提升租赁标的物之使用效益。[19]由此可见，宪法确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地位，是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

按照这一规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所以，对宪法征收条款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准确解读应当是：国家是指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是指全国性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宪法所规定的征收，是指中央一级政府基于全国性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实行的征收。其表现之一是认为，以征收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为抓手，就可以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8][21][22][2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页，第556页，第559-563页，第562页。

[29]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定权利，也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准确理解和执行宪法征收条款中的上述内容，对于扼制时下盛行的拆村风潮，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十分必要。

如果法律发挥不了真正作用，即使把所有的征收缘由都定性为公共利益，被征收人的利益也未必能得到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在这里还明确规定，对于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只有在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情况下，才可以属于国家所有，否则一律属于集体所有，这就进一步强调，集体所有的土地，除了最高立法机关以制定法律的方式确定为国有，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变为国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应当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过程，是农民更多地参与经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的过程。现在的各种做法已经令人忧虑。

2006年胡锦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中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11]具体做法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7]当然，有个别地方已经对本方的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18]对此，胡乔木解释说：农村土地收归国有会引起很大的震动，没有实际意义。遇到公共利益时，政府可以征收，被征收人个人也有权反对和拒绝征收。

那么，农业的现代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农业的现代化要在什么时间内实现？农村要变成什么样子才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呢？是不是把农村都城镇化，到处建立工厂，把农民都赶上楼房，就叫做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呢？就像一些文件和媒体上所说的，要与国外城镇化对比，国外的城镇人口达到多少，我国的城镇人口现在只有多少，要达到国外的比例，我国才叫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呢？这些问题宪法都没有回答。[15]这里没有将所谓工业化和城镇化列为一节，不然又可能引起对这二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曲解力。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个重大的问题迄今尚未引起注意。

[28]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并使这项权利长久不变，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党一以贯之的农村经济政策。[14][15][1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第53-55页，第93-95页。对农民房屋和土地的征收，仍然绕不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文最后一部分还将述及。对这个问题，制定1982年宪法时就有过讨论。但是，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要在地方修建一个用于国家重大活动的大型公共设施，并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这时候的公共利益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地方的公共利益了，中央人民政府既可以直接征收，也可以授权地方行政机关实行征收。

[13]这里虽然揭示了新农村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但是，新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毕竟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城镇化带动的新农村，也未必是实现了现代化的新农村。[2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新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

第一，我国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九亿人还是农业人口，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情，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比如，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在1999年就印发了《关于广东省2010年珠江三角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参见广东省政府网，1997年7月27日。

温家宝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只要不是遇到类似国家和民族安危与稳定的严重情况，被征收人完全有权拒绝政府对其房屋或者土地的征收。

然而，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与今天的工业化、城镇化大不相同，那时叫做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宪法序言所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什么时候可以不征收呢？比如，可以采取征收以外的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不征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并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22]党的中央全会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在1999年宪法修改时被明确写进第8条，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所谓农业现代化，在很多地方实际就是把分散居住的农民赶走，搞一些所谓万亩良田之类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34但无论怎样解释，这个写法还是暴露出一个问题：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实行的征收，完全等同于宪法条文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所实行的征收吗？如果不能等同，是否就涉及一个《物权法》条文违宪的问题呢？更有意思的是，几番周折后，《物权法》第42条第一款在继三审稿删去了国家后，又最终删去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用语：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而理论和实践中过度纠结于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根本原因，是各方面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过于拔高甚至神化了公共利益。其他如《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虽然与农村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都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方面的事项进行规范。

根据宪法的这一要求，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24]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特别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但这是对宪法规定的错误理解。（三）侵犯了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保证宪法确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贯彻呢？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根子上看，这既是一种夸大和神化公共利益的认识，也是对宪法有关征收条款中可以二字的错误理解。[20]《南方报网》，2011年9月26日。

[10]但是，这些提法并没有揭示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显然也不能说明就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32]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法治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什么凌驾于合法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

重温他的讲话，是应当令人警醒的。不仅是法律对宪法的表述缺乏系统的规定，即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迄今似乎也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实现的路径。

而现在各级地方政府轰轰烈烈地打造的工业化、城镇化，本不应当与农业现代化发生多少必然的联系，却是以直接牺牲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危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危及农业现代化这一宪法根本性任务的实现。比如，被征收人强烈反对甚至以死对抗的，就可以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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